“开门，借个急事。”
那天清晨，门外拍得“咚咚”响。
半导体收音机里正播天气，说东北风三四级，昼夜温差大，适宜晾晒棉被。
妻子掀了棉被，坐起身，头发蓬着，压出一道横痕。
她说：“谁呀，这么早。”
我穿上棉裤，踩布拖，去开门。
门一开，隔壁林姐站在廊灯底下，围裙系得很紧，眼圈红，气在空中冒白。
她说：“老王，昨晚没过来劲儿，走了。”
她说完，低一低头，嗓子眼像卡了东西。
我的手指扣在门把上，凉得跟井里提上来的瓢。
她又说：“丧事要办个猪席，按老规矩，要体面一点。”
她抬眼看我，眼珠子亮，却干。
她说：“要钱没有，要人一个。”
她说完，站直，像是在把自己撑住。
我听见自己喉咙里“嗯”了一声。
我回头看屋。
妻子抱着儿子坐在炕沿，儿子书包斜挂在肩上，书包是我用旧军包改的，绿色的布上有一行歪歪的白线。
屋角那口老铝锅扣在地上，锅底黑，边缘磕了口。
我家圈里那头黑猪哼了两声，像是听见了动静。
这猪是春天拎回来的弱崽儿，当时肉联厂里人都不看它，我看着可怜，花了几张票领回家，米糠拌菜叶，细水长流，喂到了眼下这身膘。
我心里迅速过了一遍账，九月份儿子的学费，换电饭锅的钱，再攒一攒冬天煤球。
我盯着门槛，心头像拴了根绳子。
妻子走到我背后，掐了下我衣袖，指尖凉。
她小声说：“你掂量掂量。”
她没说不行，也没说行，就这四个字，留余地。
我抬头看林姐。
她袖口有根线头垂着，风一吹，轻轻摆，像心事。
她说：“我不白借，等这茬儿过去，我把缝纫机抬来，给你们家做两件棉袄，棉花我出。”
她说话平平稳稳，没有哭腔，像把一块石头正经落到地上。
我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等我五分钟。”
我把门虚掩，转身进屋。
妻子已经把柜顶的红布包拿下来，红布褪了些色，角上打结。
她把红布包又放回去，打开抽屉，翻出两股麻绳，拽一拽，结实。
她说：“我把儿子送到学校就回来帮你，一会儿家里看火。”
我点头，说：“别耽误。”
儿子背起书包，站在门口，看我们挪腾，嘴里学我口头禅，小声嘀咕一句：“别耽误。”
我听着有点好笑，也有点心酸。
院子里白霜薄，砖地冒着轻微的磕牙冷。
我拎着鼻笼，妻子拿麻绳，儿子把门给我们挡着。
黑猪在圈里转了一圈，看到我，鼻子哼了两声，露出一点不耐烦。
我把糠汤的桶晃了晃，它眼珠跟着桶一晃一晃，像被勾住了魂。
林姐站在门外，手里捏着一块干净红布，红得透亮，边角上有补丁，针脚细密。
老张也来了，他是街坊里做白事的老师傅，肩上扛着红布杆，袖口卷到肘部，露出来的手臂肿得像年画里的腊肉，力气大。
他说：“走，不耽误。”
我们三人，一头猪，出了院门。
猪的蹄子踩在霜上，留下一连串半月形的印子，像在地上敲出了节奏。
街口理发店玻璃门上贴着“承接烫发”，纸角卷起，露出里面的“欢迎回头客”。
供销社的铁门没开，门口的黑板上粉笔字写着“今日供应：白糖、火柴、牙膏”，末尾加了个笑脸，像谁拿粉笔临时画的。
挂着铁牌的自行车靠在墙根，辐条闪光。
对面窗台上的君子兰叶子油亮，像擦过一遍。
太阳刚起，冷光打在瓦檐上，亮得眼睛生疼。
林姐家的门“嘎吱”开了。
堂屋里白布罩着灵桌，中间黑框照片，是老王，梳理过的头发，眼睛里那股倔劲，像风吹不动的草结。
我心里一沉，觉得胸口有点空。
去年秋天，他借单位木梯给我，陪我上屋脊铺瓦，嘴里哼着曲，讨喜。
现在就剩一张照片。
老张招呼人上手，安排桌椅，喊了几句“别乱，别乱”。
我们把猪牵进后院，小院的墙上挂着红辣椒，火一样，晒得皮都皱起亮光。
台阶上放着一只搪瓷盆，白底绿边，盆沿缺口用胶布贴上，胶布边缘卷着一层灰，贴口却很服帖。
林姐把搪瓷盆灌满热水，端来给我，手心捂得红红的。
她说：“暖暖手。”
我接过来，热气扑脸，眼眶像也暖了一下。
她转身忙去了，围裙带在背后打了个结，结打得正。
屋里响起唢呐，声音尖，有力，像冷空气被点燃。
街坊陆续进来，有提馒头的，有拿白手纸的，有拎一卷白布的，谁也不吵嚷，各就各位。
我和老张合力，按规矩把猪拾掇妥当，火一旺，锅里的水翻滚，蒸汽白得像雾。
我用竹竿挑红布，林姐轻轻盖在猪身上，说一声“压压心”，声音稳。
我手里那根竹竿有几个老裂口，手心摩擦过，起了点热。
这热，不光是火的热，也是人的热。
割好，肉案上摆整齐，刀口清爽。
屋里有人帮忙分肉，林姐用小本子记录，有欠的，有补的，名字挨着名字写得正。
我看见本子角落压着一片花纸，是她儿子书皮上撕下来的。
小炉子上煮着葱花汤，香味在屋里转圈。
我坐在院角，小心把搪瓷盆挪到脚边，盆里装半盆清水，水面映出红辣椒的一块影子，晃动。
妻子这时赶来，围巾裹得严严实实，鼻尖被冻得通红。
她眼一转，看见我，轻轻松口气。
她从怀里摸出一块细白布，塞到林姐手里，说：“布细，裹手合适。”
林姐接过，指尖抖了一下，眼里有水光，但仍忍着。
她点点头，说：“谢你。”
午前到午后，人来人往，脚步声像潮，守灵的脸色疲惫但凝定。
我舀了一勺汤，油花一圈圈地散开，鼻子里立刻有了饱的味道。
我想起家里的老铝锅，从结婚用到现在，锅底每道划痕我都能认出来。
也想起儿子的学费，横在心头的一条账线。
我把勺子放下，又握紧了，手心冒了汗。
老张拍了拍我肩，说：“人走，活人还得活。”
他这话说得平静，不多也不少。
我点头，心里那股弦松了半寸。
夜里守灵，屋里灯光黄，墙上的钟一下一下走，枕边的半导体收音机调成最小声，广播里讲农技。
我打盹，头一捶一捶。
有人打着呵欠，有人揉眼睛，有人默默添茶。
我看见灵桌前的一条红布，边缘有三处补丁，针脚细密，应该是林姐缝的。
那布在灯下，红得稳。
第二天送走的队伍长，白纸花在风里扑腾，唢呐在冷空气中刺出一道道音，像把人裹起来。
路边的杨树静着，树皮灰白，树下有去年留下的落叶，踩上去脆。
等回到院里，已经是午后，大家开始收拾。
林姐把白布叠得方正，放进一个老木箱。
那木箱角上有铁包角，表面两道裂纹被细细用胶水抿过，光线一照，像两道浅浅的伤痕。
人散尽，她把我和妻子叫到屋里。
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纸包，打开，里面几张票，还有一条新毛巾。
她推过来，说：“票去年剩的，毛巾新买的，你们拿去用。”
妻子赶紧摆手，说：“用不上，你留着。”
我也摆手：“街坊之间，别生分。”
她把纸包又推回来，眼睛平平地看着我，说：“要钱没有，要人一个。”
她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我不是要你替谁，我就是想请你教我养猪的门道，再跟你去厂里问问，有没有临时活，我这手还能干。”
她把手伸出来，手背有针眼，指肚粗糙，缝纫机的磨痕。
她的语气很正，不卑不亢。
我心里像有人把一盏灯点着了。
我说：“成，这事儿不耽误。”
第三天，我带她去肉联厂。
厂门口两棵杨树，树身上钉着公告牌，“招聘临时工，按日计”，下面铁夹夹着几张报名纸，角上别图钉。
门房老刘戴棉帽，帽檐压得低，抬眼看了我一眼，笑了一下。
我找到班长，把林姐的情况说了。
班长叼着一根没点的烟，听完，把烟在手里颠了颠，说：“打扫、缝包，能有个地方，先试。”
林姐忙点头，说：“谢谢。”
她说“谢谢”的时候，把腰直直地站好，不谦不亢。
出来时，天边的云像蒸好的馒头，一层叠一层。
路过供销社，窗里摆着两台新式电饭锅，银亮亮，红灯一个，绿灯一个。
我看了两眼，想起家里的老铝锅。
林姐说：“以后你家先换，我家慢慢来。”
她说这话，轻，像把一个愿望轻轻放在桌面上，不惊动别人。
回到院子，我带她进后院，看猪圈。
我说：“圈要干，食里拌点麸皮，不容易拉肚子。”
我说：“冬天晚上别喂太晚，半夜容易冷着。”
我说：“水要温，别烫，别太凉。”
她一条条记，拿了个小本子，纸角卷起，像被翻过很多次。
她写的时候，字一歪，停一下，擦掉，改正，像对自己心里的事认真打磨。
一个月后，她进了厂，进了打扫队。
每天五点多起床，戴着手套，拿着铁铲，扫帚“唰唰”地拖过地面。
她把家里的脚踏缝纫机搬到窗边，阳光照在铁件上，亮一下，脚下一踏，“哒哒”，像一串小鼓点。
我那段时间加了几次班，去冷库搬货，肩膀压出勒痕，回家洗脸时，镜子里能看见那两道深浅不一的印子。
但心里那口紧，慢慢有了余地。
晚上，儿子在灯下写作业，铅笔尖“咯吱咯吱”，字一笔一画，像在地里划沟。
他抬头说：“老师说我字像你。”
我笑：“咋整，像就像吧。”
妻子把红布包打开，点了一下里面的票据，抬眼冲我笑，说：“离电饭锅还差两次加班。”
我说：“那就再抠两次。”
她“哧”地一笑，说：“别抠太狠，抠坏了手。”
日子像一锅小火慢炖的汤，火头不中不慢，汤面不慌不忙，最后总能出味儿。
春天，林姐买了两只小猪崽，黑白花，叫声尖，精神头足。
她照着我说的养，圈里打扫得干净，水盆靠墙，木槽刷得发亮。
她学会了用开水滚了稻草在圈里熏一熏，说“杀杀味儿”。
她儿子放学回来帮她抬水，肩膀瘦，但肯用力。
院子里的君子兰开了一朵花，橘红，花形规整，像一点火跳出来。
我站在墙边看了一会儿，心里踏实。
夏天，厂里发福利，几斤白糖，一小袋大米。
我回家，妻子把白糖分两份，一份装玻璃瓶摆柜上，一份装小袋塞红布包里，说：“给林姐家的孩子，正长身体。”
我点头，拿着袋子，顺路过去。
她家桌上那只搪瓷缸白底蓝花，缸沿小缺口，里面泡着茶叶，茶色清。
我把糖递过去，她笑说：“省下这回了。”
她又抓了一把，装回我带去的袋子，塞给我，说：“你家娃也喜欢，分着吃。”
我接过来，觉得手里这袋小小的糖，竟有点重量。
互相推来推去，有时候不是客套，是让双方心里都踏实。
秋天，厂里风声紧，说要裁一批临时工。
大家心里不稳，路过公告栏，都看两眼。
班长说还没定，先做先干，不耽误。
那几天，我好像口袋里揣了把钥匙，走路叮当，心也叮当。
晚上，妻子拆了我棉袄的内衬，洗了又缝，针脚一行一行，像地里的地垄。
她一边缝一边说：“不管咋样，天不往下掉，咱稳着来。”
我点头，胸口那把钥匙安静了一点。
最终，裁员没有波到我们班，也没波到打扫队。
那天林姐跟我说这个消息，眼睛亮，笑起来，连说三句：“可劲儿儿的好。”
她笑声干净，把屋里空气都带亮了。
冬天到了，霜重，晾衣绳上的衣服硬得像门板。
我们终于把老铝锅换成了电饭锅。
第一次煮饭，红灯亮，儿子趴桌沿看，眼睛不眨。
妻子说：“别戳它。”
我笑：“瞧你那操心劲儿。”
等“咔嗒”一声跳了保温，米香从锅盖缝里冒出来，像一股温气往屋顶升。
我们盛好饭，吃到一半，我装了两碗，端去林姐家。
她开门，头发上粘了几絮棉花，估计刚拍被子。
我把饭递过去，她接过，轻轻吸了口气，笑说：“这东西真灵。”
她看着我，又说：“那天在你门口，我说要人一个，你心里是不是吓了一跳。”
我挠挠后脑勺，笑：“那可不咋地。”
她笑，手在围裙上抹一下，说：“幸好你没误会。”
她又说：“人跟人之间，把话摆平，心就不拧。”
我点头，说：“是这个理。”
第二年的春天，街口理发店把“承接烫发”的纸替换成了“烫离子”，字写得很正，贴得平。
供销社换了牌子，叫“联营商店”，柜里摆了袋装方便面，红烧牛肉味和香菇炖鸡味。
孩子放学回来，吵着要吃一袋，我拧开一袋，给他尝个新鲜。
他吃着，笑得眼睛弯了，像猫在晒太阳。
那年夏天，林姐家的小猪卖了两只，她用钱给孩子买球鞋，给自己添了两件秋衣，还买了一条红布，递到我手里，说：“你家那条褪色了，这条亮。”
我接过，红得像新粮仓里的旗。
红布这东西，说不上能做多少事，但拿在手里，心里就觉得有个头绪。
我把它夹在柜门里，角露出一线。
那只搪瓷盆还在她家门槛边，盆里有两只白萝卜，洗得净，水珠挂着。
盆沿的胶布换了新的，光洁，贴得稳。
日子也像这胶布，有缺口，按稳了，就不漏。
再往后，一连几年，我们两家的往来稳稳的。
她进厂的活干得利索，打扫队的活让她练出速度，缝包时针脚紧靠。
我在车间里主打维修和搬运，下班往家里带一点边角废料做成小搁板，妻子把搁板擦得亮亮的，撂调味瓶，井然。
孩子们逐渐长大，她家孩子上了中专，学钳工，暑假周末来厂里跟我打短工，手稳，挨得住磨。
我家儿子写字越发工整，老师在作业本上画了一个小小的红星，他拿回家，递给我看，眼睛里有光。
有一回，厂里临时需要人装卸，我喊了林姐儿子，他跑得最快，站到队伍前头，嘴里“叔”叫得响。
我心里一热，觉得事情就是这样，一点一点，越看越亮堂。
还有一回，街坊聚在一起义务修路，填坑，夯实，老张扛着红布杆站一边看，我们笑他离不开那根杆。
他笑，说：“这东西不光在人走的时候用，办喜事也用。”
他说话有理，轻描淡写，却把“用”的分寸拿得稳。
九三年的冬天，我们搬了新楼，旧院拆了，新楼是三层的小楼，楼梯水泥面，新墙刷白，窗框上贴了红边纸。
林姐搬到三楼，脚踏缝纫机也扛上去，放在阳台里，太阳一照，铁件反光一闪一闪。
她说：“这东西，不用也得放着，听它哒哒响，心里就有个响。”
我说：“有响，就是个事儿。”
她笑，说：“你总这么两句话。”
我说：“咋整，能用一辈子。”
她笑声在楼道里回，暖跟着回。
我们楼下的小卖部开始卖BP机，玻璃柜里摆着两台，不大，黑亮，旁边的广告牌写着“信息时代”，我们凑过去看，互相打趣，说“这玩意儿真能找人”。
再后来，街上多了摊位，早上卖鸡蛋灌饼，中午卖卤肉夹馍，味道新鲜，大家都愿意尝一口。
空气里混着油饼香、葱花辣子香、煤炉子的温，说不上热闹，反正不冷清。
不冷清，这三个字，搁我们心里就是福气。
有一年夏天连雨，巷子口积水，孩子们卷起裤腿玩水，笑声一串串。
我们大人往外挑水，用木板搭桥。
林姐拎着一只塑料桶冲我晃了晃，说：“咋整，天有天的脾气。”
我笑，说：“人也有人的脾气。”
我们俩一人一句，接上了茬，水面映出两张笑脸，抖成了碎片。
她家门口的搪瓷盆，后边几年换了位置，时而放在厨房门，时而放在阳台角。
盆里装的东西也换，萝卜、白菜、筷子、碗，偶尔还泡一小把茉莉花，水面飘两朵白花。
我每次路过，都会看一眼，像跟一个老朋友打招呼。
红布呢，在我们家柜门里夹着，逢年过节拿出来，拍一拍，晒一晒，红色像从布里一点点冒出来，越晒越亮。
逢年过节，桌上总有一盘肉、一盘豆角，一碗汤，米饭是电饭锅煮的，米粒饱满。
我们两家挪一挪凳子，挤在一张桌边，孩子们咬着饼边笑，老人们夹菜稳。
老张坐在边上，总要说句“都不耽误”，说完自己笑。
我们也笑。
笑声挤在屋子里，挤满了缝。
我时不时想起老王，想起他在屋脊上铺瓦时衣角被风鼓起来，像一只轻轻拍翅的鸟。
我也想起他照片里那股倔劲，倔不是拧，倔是心里有杆秤，秤上放着“体面”两个字。
有一夜，我做了个梦。
梦见那只搪瓷盆，盆里不是水，是热汤，汤面上浮着葱花，白汽蒸腾。
我伸手去端，盆沿的胶布黏得我手指粘了一下。
我醒了，半夜，屋里静。
我翻个身，摸到枕边半导体收音机，轻轻拔了天线，让它别喘。
我听见妻子平稳的呼吸，打心眼里觉得安稳。
第二天，阳光好，我把红布拿出来，搭到窗台上，风吹得边角轻轻动，像在招手。
妻子说：“红布真是好东西，补这补那，挡风挡阳。”
我说：“它是个底色。”
她问：“啥底色。”
我说：“看到它就想起人心不冷。”
她笑，说：“你这人，嘴上会说。”
我笑，说我会两句，够用。
儿子从书桌抬头，问：“爸，那天要是你不开门会怎样。”
我说：“那就走偏了。”
他说：“走偏了是啥意思。”
我说：“就是心没摆正，事就不顺。”
他点头，低头继续写字，他写字像一条一条铺下的路，稳稳的。
那年秋天，厂里换了一批设备，电机轰鸣比过去小了，车间里说话不用喊。
我们加班频率少了些，回家的时间早了些。
晚饭后，我在楼下转一圈，抬头望楼道灯，灯罩里飞虫绕了一圈又一圈，找出口。
我想，很多时候，人也是在圈里绕，绕着绕着，天亮了，也就看见了出口。
林姐家阳台上，脚踏缝纫机静着，铁件不响，但看着就踏实。
她这几年缝得越来越快，针脚也从紧实到顺滑，一件棉袄翻过来，里子缝得齐，外子缝得直，看着舒服。
她儿子毕业后进厂，成为正式工，站在车床前戴护目镜，动作不急不慢。
他有一次跟我说：“叔，干活就像你常说的，别耽误。”
我笑，说：“这话传下去了。”
他也笑，年轻人笑起来干净，像晴天。
我们小区里有几户新搬来的，他们把楼道打扫得与我们不一样，拖布下水利索，垃圾袋系得紧。
我们看着，心里也跟着利索。
人多，人想齐，楼道就亮。
有一天，林姐拿着一块白布来找我，说她想把老王的照片换个框，旧框边角松，想做个正正的。
我跟她去小店挑，玻璃柜里有几种框，黑边的、木纹的、金边的。
她最后挑了黑边的，稳当。
回到她家，我们一起把照片扶正，她站在一边，微微吸气，像把胸口里的一口气放下。
她说：“是时候把东西更新一更新。”
我点头，说：“也是时候把心里那点泥水沉一沉。”
她看我一眼，笑了，说：“你这人，咋说都爱绕个弯子。”
我也笑：“绕弯子，走到直路上，脚下更稳。”
她说：“行，听你的。”
我们把框挂好，转身去厨房，她端出茶叶，搪瓷缸冒热气。
我捧着缸，指尖被温了一下，心也温了一下。
后来，我家电饭锅坏过一次，送去修理，师傅说电阻烧了，换一下不耽误。
我在旁边看，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些一丝一缕的东西结合起来，坏了换一个，接上，又顺。
我们这片又修了一个小广场，傍晚人多，孩子跑，老人坐，几个年轻人在角落弹吉他，声音不大，却成曲。
广场边小卖部门口挂着彩灯，晚上亮，像一串小星，平实地晃。
我们两家会在那儿坐一会儿，林姐拿出缝纫的小剪子，剪下多余的线头，丢进小纸袋。
她的动作一如既往，利落，安静。
我看着，心里踏实。
偶尔有人来问我们当年那次借猪的事，问是不是难。
我说：“不难。”
那人问：“那你家不亏？”
我说：“有得有失，最后都在一口汤里。”
那人笑：“你这人说话，像打比方。”
我也笑，不争辩。
有些事，不用解释太细，时间会把它解释明白。
又有一年冬天，雪大，屋檐下挂冰溜子，小孩伸手去摸，被大人拦住。
我在楼道里站着，看雪落的形状，像一层一层厚起来。
林姐从楼梯上下来，围裙外面裹着一件棉袄，手里提着那只搪瓷盆，盆里还冒着热气。
她说：“蒸了几个馒头，一会儿给孩子们送两个。”
我说：“你这人，心热。”
她笑，说：“你不是说红布是底色嘛，我就觉得这盆也是。”
我看看那盆，白底绿边，缺口贴好，越用越顺手。
我说：“对，越用越顺手。”
她点头，往前走，脚步不快不慢，稳稳的。
晚上吃饭，妻子把红布拿出来，铺在窗台边，把风挡住一点，把亮留住一点。
她说：“你摸摸这红布，手心是不是暖。”
我摸了，确实有热。
儿子在桌边看书，我问他：“你长大以后，记得啥？”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记得电饭锅的‘咔嗒’一声，记得妈缝衣服的针线声，记得林阿姨那只盆，记得你总说‘别耽误’。”
我笑，说：“记得这些就够了。”
他也笑。
屋里亮，外面雪还在落，落得安静。
我有时会坐在窗边，看那条红布。
它红得不刺眼，像火里最里层的那点温。
风动，它跟着轻摆，像在说话。
它说的是什么呢。
也许是“别耽误”。
也许是“摆平心”。
也许什么也不说，就这么在那儿，做一个底色。
我想起那年清晨，林姐站在门口，围裙系得紧，眼圈红。
她说：“要钱没有，要人一个。”
我开了门，挪开了心里那点算计。
后来她说：“幸好你没误会。”
我也觉得幸好。
很多事，幸好在“开门”的那个瞬间，不往偏上想，不往难里拧。
日子不怕慢，就怕心拧。
心一拧，绳子打死结，越拽越紧。
心一松，打个活结，遇事一拨，就开。
人一辈子，能记住的东西不多。
一条红布，一只搪瓷盆，一口电饭锅，一句“别耽误”。
还有街坊之间你来我往的一碗汤，一次搬梯子，一回守灵，一回帮衬。
这些东西，碎碎的，拼在一起，就成了生活。
生活没多大的道理，平稳、有响、暖和，差不离也就是福了。
我把碗里最后一口汤喝下，放下筷子，站起身。
妻子从柜里把红布抽出来，搭窗台。
我把手按在红布上，掌心里热乎乎的。
我不说话，听着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的播音员声音，字正腔圆。
她在说明天的天气，风力多大，气温几度，适不适合晾晒棉被。
我想，适合。
我对妻子说：“明天晒晒棉被吧。”
她说：“成。”
她的声音稳，像一块被手反复抚平的布。
我笑了一下。
红布在窗台上，轻轻摆动。
我忽然明白，我们当年借出去的一头猪，最后换回来的不是东西。
换回来的是见证，是信任，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多出来的一点光。
那光不刺眼，却照着每一餐饭、每一次缝补、每一回相互扶持。
照着孩子们慢慢长大的背影，照着老人们稳稳坐着的肩膀。
照着我们把“体面”两个字放在心里，不声张，却不丢。
我看一眼墙上的钟。
钟摆一左一右，一左一右，像在点头。
我轻轻嗯了一声。
我关了半导体收音机。
屋里更静了。
我又把手按了按那条红布。
红布的温度传到掌心里。
我觉得，这就够了。